他们仅仅号召工人从事经济斗争，向资本家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等等。经济派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斗争的含义，认为任何工人的自发行动都是政治斗争。经济派提出了一个所谓"阶级论"的理论，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先是纯粹的经济宣传，其次是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政治宣传，最终才是政治宣传。

    如果不是吴川始终坚持党对于革命政权的绝对领导，那么他的这种关注于生产力发展重于政治建设的主张，怎么看都是应当被批判的伯恩斯坦主义的变种。

    现在么，吴川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建设主张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一贯坚持的政治斗争优先的主张，既有重合的部分，也有相抵触的部分。一时之间，俄国的党员们都看向了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两人，他们对于吴川的政治主张并不能完全的作出判断，只好想先听听这两位远东布尔什维克领袖怎么说了。

    不过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两人这次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没有如之前的会议上那样迅速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不是说两人和吴川达成了妥协，而是他们对于吴川今次的发言主张也难以进行判断。

    虽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在政治斗争上已经日趋成熟，但是对于如何建设一个国家则还在于门槛之外，在这些人前来远东之前都没有机会接触过真正的经济建设问题。

    吴川在会上提出的经济建设方向，虽然还算不上缜密，但好歹他也是参照着后世历史综合起来的方针路线，并不是完全的空想主义。而虽然他一直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嘴边，但也始终都在强调党对于政权的领导权。

    而这一点上的区别，就令的吴川的主张和俄国经济派的主张出现了根本性的差异。在吴川还属于布尔什维克党亲密盟友的地位上时，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自然不能拿对待党内异端的方式，对吴川的政治经济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这将会立刻导致共和党内的中俄党员分裂，这是双方谁都承担不起的冲突。

    但是作为列宁极力批判的经济派，在列宁没有对吴川的这一路线作出判断时，斯维尔德洛夫也并不想就此问题进行表态，从而丧失掉原则上的立场。就在斯维尔德洛夫思考着，应当如何将这一问题推后，先向列宁同志进行请示后再和吴川进行沟通时，捷尔任斯基却意外的表态了。

    “吴川同志从发动革命至今都一直站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所以我对于其的革命立场从没有怀疑过。在当前革命政权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壮大革命的力量，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

    虽然我还是认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自我解放是党的主要任务，但我并不反对通过暂时的发展资本主义来壮大工人阶级的力量，从而为将来打倒资本主义打好基础。而我也认可吴川同志所说的，始终坚持党对于政权的领导，是保证革命不变质的根本。

    所以，我愿意支持吴川同志的主张，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前，是需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的。但是我也要再次重申吴川同志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同资本家合办企业，但是绝不能同资本家合办政权。如果在过渡阶段出现了政权被资本家腐蚀的情况出现，那么我会要求中止过渡阶段，实施全面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

    捷尔任斯基给与吴川的支持，算是结束了这场会议的讨论，他们两人在党内的支持者已经足以左右党的决议了。斯维尔德洛夫沉默了半响，终于跟着捷尔任斯基向吴川表示了支持。于是党内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及多种所有制共存的阶段达成了统一认识，有了这个统一的认识，吴川自然就可以把自己的主张放到了革命委员会大会上进行讨论了。

    只不过，18日的这场大会吴川只参加了早上的会议，中午就不得不暂时退席，把大会交给了李升可等几位委员主持。吴川匆匆赶去了军事委员会的驻地，因为他收到了一个坏消息，日军今日凌晨发起了对于四平一线的全面进攻。